（一）

　　亚父山地处巢城市郊，沿巢芜公路向南，四公里处便是。
　　冬日周末，一哥们从省城回来，一番聊侃之后，哥们提出去亚父山看看，可能是缘于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之故，我是很不情愿，一座孤山、一尊塑像，有何可探？哥们一脸深沉：“胜利者不受遣责，失败者需要安慰，咱们权当是安慰安慰那位范老爷子吧！”于是，不由分说，直奔而去。
　　天下名山僧占多。亚父山是否是名山，至少在巢湖怕不敢言，可这里如今也被佛祖收编了，山下路口的牌坊上，赫然醒目雕刻上“鼓山寺”，表明这里已不在是范老爷子一人反省之地了，只是这样置身佛国世界，面对一帮僧尼，老爷子觉得是可教还是不可教呢？
　　说是座山，其实也就是一海拨不足100米的土包子，这在江准地带比比皆是。拾级而上，穿堂而过，不一会功夫，我们即来到位于半山腰的亚父塑像前，冬日凛冽的寒风中，这尊三米多高的塑像仿佛也在颤栗，空洞的眼神、无助的表情，加上塑像后那简陋的衣冠冢，整个一个失败者的风景地，而在这座名为鼓山寺的山上，能找到与亚父范增有关联的事或物，也就是这尊塑像和衣冠冢了。
　　事实上，在如今范增的故乡，除了还保留一个以亚父为名的行政地名外，还有多少能让人想起二千多年前的这位老者呢？
　　成者为王败为寇。在与此地相距不足百公里的乌江古镇边，那位竖子也正对此翘首以待呢！

（二）

　　亚父者，范增也。这是《史记—项羽本纪》中介绍范增的第一句。作为一个年逾七旬的老者，这位老爷子是如何成为楚汉相争这出对于项羽而言是为多幕悲剧的配角之一呢？
　　公元前208年，一场以推翻暴秦统治为目标的农民起义正风起云涌，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为已任的楚国旧贵族们自然不甘放弃这个天赐良机，流亡在苏州一带的项梁叔侄看到了机会，利用过去世家地位，召集一帮人商讨反秦大计，与此同时，看到机会的还有一位蛰居在新蔡的居巢人范增，这位范老爷子，其时年已七十有余，一向足不出户，好出奇计，是一个不轻易抛头露面的满腹经纶的谋略家。《史记—项羽本纪》载：“居巢人范增，年七十，索居家，好奇计。”说明了这位老爷子的角色和功力。范增投靠项氏叔侄后的第一个计策就是“不立楚后，其势不长”，他清楚地看到，尽管各路诸候人多势众，但如不名正言顺，难成大事，各路将领之所以依附项氏叔侄，原因就是项家世代都是楚将，肯定会复立楚王之后代，如不拥立楚王后代而自立为王，势力就不会长存。对于老爷子的建议，项梁心知肚明，于是一拍即合，立即采纳，找到于公元前296年被骗幽死于秦的楚怀王的孙子熊心，拥立为王，仍号楚怀王，作为反秦“共主”，以号召旧贵族参加项氏集团的反秦战争。虽然在此后的几年里，范增也曾作为副将领兵作战过，但他的主要身份是项氏叔侄的参谋，并在这一位置上将他的谋略发挥到极致，以致项梁在临终前封其为历阳候，并要项羽尊其为亚父—仅次于他父亲，老爷子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悲剧的大幕已由此时徐徐拉开，在入关之后，作为纯军人的项羽，已沉湎于“西楚霸王”的荣耀不能自拨，没能看清作为无赖式政治家刘邦的威胁，被刘邦低眉顺眼的假顺从所骗。作为项羽首席幕僚的范老爷子，其时清楚看到“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于是，导演了一出后来千百年间传唱不息的“鸿门宴”，但不想，老爷子的精心策划，却被项羽的“妇人之仁”破坏，结果刘邦从险境中脱身，范增枉费心机，只得叹曰：“竖子不足与谋”，聊聊数语，道尽了壮志难酬的悲愤与失望。
　　如果说“鸿门宴”只是让范增失望，那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则让老爷子开始绝望。在如何防范刘邦及楚汉相争中，范增虽然有许多谋略，但都不能为项羽所采纳，作为项羽的“骨鲠之臣”，老爷子终日郁郁寡欢，后来在刘邦谋臣陈平的离间计挑拨下，项羽终于也开始猜疑起他的这位亚父了，老爷子知道大势将去，于是不无伤感说道：“天下大事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饵”。要求免职回故乡，当老百姓。想不到这点小小的愿望最后也无法实现，公元前204年，当孤身独行的范增走到彭城时，脊背上害了痈疽，溃烂化脓，一命呜呼，死在路上。“空余孤冢在湖濡”，可叹更可悲！
　　范增死了二年后，项羽终陷“四面楚歌”之中，垓下一战，被刘邦彻底击败。在离他尊称为亚父—范增故乡不远的乌江，自刎而死。
　　

（三）

　　无法想像，在那个炎热的夏天，这位背害痈疽、心忧西楚的老人是如何踏上漫漫回乡旅途的，就像张学友歌中所唱的那样“我已经看出，一出悲剧正上演”，而这出悲剧的主角正是他晚年所倾心的西楚霸王，“一样的心在路上”，只是这颗心已碎，作为一代谋略家，在等待了多少年之后，终于等来了一个属于他自已的舞台时，但还未演完，结局已定，对于这，他却只能无可奈何，于是，除了黄泉路，他还能走人间道吗？
　　我疑心，老爷子究竟是身死还是心亡？
　　关于这个，先于他几百年那位作逍遥游的庄子可能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而他的对手—汉王刘邦，在总结项羽失败的教训时说：“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至于刘邦的部属张良、陈平等人也都惧他三分，因为张良、陈平策划的每一个谋略行动，范增都能识破，就像某部描写国共内战的电影所言，共军的每个行动，我都识破了，我判断共军的行动，无一不准。但是，失败还是无情地映证了那句格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范增的悲剧，就在于他不知道政治家和军人的区别有多大，主帅无能，累死的岂是三军？
　　多少年后，一代文豪郭沫若先生来安徽途经巢湖亚父时，面对只余一座孤坟的亚父山，触景生情，即兴成诗二首，其一曰：“当年亚父出居巢，七十老翁气未消，对友只能图暗杀，看来奇计未为高。”其二为：“暗杀阴谋未遂图，居然一怒返巢湖，未到彭城疽发背，空余孤冢在湖濡”。郭老的诗，以憎恶的笔调，嘲讽范增图谋暗杀刘邦的所谓奇计。真不知，老爷子地下有知，是否也会用对项王说话的口吻叹道：“小郭，不足与谈！”（含山县公司 俞在玉）